求婚故事之一种

　　今天才起床就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这人是我妈妈朋友的儿子。有段日子不见了，打电话过来问个好是正常的，但是废话了半天都不肯挂电话。　　
　　为了我的美梦着想，我只能开口问。“大叔！还有什么事情吗？”　　
　　“咳咳！我就比你大多少啊！你叫我大叔！”　　
　　“谁让你唧唧歪歪，半天也没说出个重点来啊！”　　
　　“恩！这个，那个，怎么说呢！”　　
　　“你烦不烦啊！想清楚再打电话过来！”我很干脆的挂了电话，继续我的美梦。但是没多久他又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大叔！你是不是……”欠揍我还没说出口，他就扔了个炸弹给我！　　
　　“佳佳，我们结婚吧！” 　　
　　“啊！你没吃错药吧！”　　
　　“反正我没人要，你也没人要，我们两个干脆凑合着过吧！”　　
　　“谁说我没人要了啊！你那个耳朵听到了啊？”　　
　　“那你现在又男朋友吗？”　　
　　“没有！”
　　“那不就是没人要了啊！”　　
　　“没人要也不代表我要嫁给你啊！”　　
　　“那你准备当老姑娘了啊！”　　
　　“什么意思啊？”　　
　　“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啊！又不会做饭，又不喜欢做家务，又肥又胖懒的像头猪，除了我，还有谁敢要你啊！”　　
　　这时什么睡觉的心情都没有了。一句话没说，第二次我挂断了电话，立马打了个电话向我妈投诉。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妈的态度很奇怪！她一点也不惊讶，很冷淡的对我说：“这个事情回来说，你自己也考虑清楚了！别错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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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吸收再创新

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自主创新的三大模式。其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然而,这也是目前我国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长期以来,我们的一些企业对于高价采购来的技术,往往原封不动地往生产线上一扔,甚至在使用过后就束之高阁,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原因何在?从现象上看,是由于企业目光短浅,舍不得在消化吸收再创新上花钱。但将责任全推给企业,显然有失公平。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一份调研报告中的数据令人吃惊:引进同等的技术设备,我国用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费用只及日韩的千分之七!也就是说,每引进1元的技术,日本韩国会花费10元去消化、吸收、再创新;而我国却仅仅为此付出7分钱。

由此看出,根本的原因还在传统的经济和科技管理体制。我国科技和经济是两个独立的体系。企业引进了设备,却不承担相应的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任务,科研单位有实力,却接触不到设备,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部门管辖,缺乏横向联系。这一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企业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工作,一直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企业能够得到由政府贴息的银行贷款,并且能以净资产的数倍获得贷款支持。这被认为是韩国经济崛起的众多经验中的核心——这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科技发展模式。在政府的主导下,韩国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支持企业重大技术创新的机制。这套机制中既涉及技术创新的战略指导、宏观管理与协调、政府对产业链的组织和协调,也包括了政府在税收、信贷和研发资金方面的支持。这些经验和建议,值得我们借鉴。我国有专家还建议,国家应设立消化吸收专项基金,引导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一起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政府是主导,但吸收消化再创新的主角却永远应该是企业。在国外,不少知名企业通过购买、兼并或合作,将其他机构的创新成果转化为自己的“内源知识”。这些产权的转移和自行开发一样,都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手段。此外,企业依托重大工程,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消化吸收结合起来,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推进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也是有着非常宽广的再创新空间。（胡其峰）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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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令人心酸的善良

重庆老人张国清夫妇，为地震捐了三千元。这对老人每月退休金两千多元，家里还有视力、肢体残疾的42岁儿子，他们的另一个儿子已经去世，留下一个女儿。捐过以后，一家人就靠每天买两块钱的藤菜生活。 　　我很难赞美他们这样一种善良，尽管他们确实是善良的，而善良也确实值得赞美，但赞美又总会意味着一种弘扬，如果说他们的行为应当得到弘扬，大家都去困境中挣扎，这难道不是残忍吗？
　　但我也无法指摘他们什么。一个人做出近乎“举家纾难”的行为，实在是常人之所难为。他们是单纯的、透明的、纯净的，“每天看电视直播以泪洗面”，于是把1000 元生活费和2000 元存折捐了出来，并使自己陷入困境之中。
　　我不能说他们这样做是不智的，因为精神的高尚大概都可以归于不智。乞讨办学的武训，不智；述说真理而丢失生命的人，不智；在泰坦尼克号上绝不先于妇女和儿童逃生的男人，不智；9·11 事件中撤离的人群竟然维持了楼道井然，那些力壮善跑的人没有冲撞夺先，也是不智。
　　我也不能指摘那些主持捐款的人没有阻止他们。社区负责人已经劝过他们少捐一点，尽了提醒的心，但捐款毕竟是出乎自愿，似乎没有人有充分的理由阻止这对老人捐出3000 元，把自己的生活弄到困境。
　　仅仅就捐款而言，可以说这是一个无过错的事件，然而，它所造成的结果却让人五味杂陈。这不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尽管里面有大爱大善，却令人心酸、令人不忍，它使赞美显得轻佻，使指摘显得残忍。
　　张国清曾因国家“健康快车”活动的免费手术而治好白内障，他说“我有困难时，国家帮了我，国家有难，我也该尽点力”，于是这样一个勉强维持生活的家庭，捐出了社区内最大的一笔款项。
　　能言善辩之士，可能会说这对老人的做法问题多多，甚至会认为这是以让他人心里难受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美好，从而把他们归于自私者的行列。在一个只相信世界上有“真小人”和“伪君子”这两种人的地方，奉献也不免被认为是作秀，是脑子不清白，甚至是别种形式的自私。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捐款故事在网上被能言善辩之士们以插科打诨的语言调笑。
　　我没有如此彻底的解构精神，我在这样的事情面前只有不知所以。

　　——（6 月13 日《潇湘晨报》）评重庆老人张国清夫妇，为地震捐了三千元，自己却陷入贫苦困境中

转自：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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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局通知学

　　饭局通知是一门学问，它集政治学、运筹学、物理学以及心理学于一身。近年来，我国特别重视饭局通知的学科研究，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率先成立了饭局通知专业，在师资、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1991年，第一批同学获得了饭局通知学的学士学位，我的朋友老六就是其中的一位。
　　毕业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单位，老六辗转数年，终于在骡马市大街西祠胡同开了一家叫饭局通知的门脸，专门张罗饭局，从此确立了他在饭通界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及这段历史，老六总会谦虚地说：“请参见拙著，《关于饭局通知的记忆碎片》。请多提宝贵意见。”
　　有老六参加的饭局永远是快乐的饭局，但每当此刻，大家都牢记着最重要的注意事项，就是坚决不能让丫点菜。由于六老在饭局通知业内浸淫太深，故而他总能把一家饭店里为数不多的、最难吃的菜叫到桌面上。这点我们也都能理解，老六是一个心软的人，如果他当皇上，养六十六个妃子的话，长得最丑的那个妃子肯定是他最经常叫到的。
　　但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老六的饭局通知无论是网上的，还是手机短信的，其写作能力都无人能出其右者。他的饭局通知总能让你在没有到达饭桌之前，就已经对饭局or酒局的险恶环境了然于胸，以下精选几段老六的短信饭局通知以飨大家：

　　△今晚俺请哥几个吃顿赔罪酒，某某点，某某地，万望带着面子和酒量前来。　　
　　△明晚几个老男人喝一杯，请庄严回复，以便统计人数。
　　△今晚在某地一拼，是否参战？
　　△明晚某地，吃某某，该饭馆脾气特大，望勿迟到。
　　△今晚某点，零星小撮，某地，迟到了砸你们家玻璃。

　　看出来了吧，饭局通知果然是一门学问。从饭局通知我们更能看出发信人的品格、兴趣、爱好以及有无脚气，比方老颓的短信，“晚六点，兰亭聚，老颓招人，摩乳点菜，老六定房，小强羞答答的生日局。”看到这样的饭通短信，你首先会想到老颓的好朋友梨花。再看一条老全的饭通，“六点半，某地，吃川菜，花姑娘大大的有。”哈哈，他是一个单身汉。
　　我接到的最复杂的饭局通知短信长达二百字，内容是黄珂生日，“某月某日某点，黄珂生日饭局，恳请您光临。谢绝花篮等一切贺礼，只需带一只空洞的胃和一条苛刻的舌头……”当然，更多的字数是描述吃饭地点，“西五环石景山出口向西过铁道向西见桥左拐一直向前到双峪环岛（或第二条路西三环莲花桥向西走莲石东路向西至石门营环岛往北至双峪环岛）往北沿湖边过铁路立交桥再往北进林美宾馆院内……”
　　我当时拿着这条短信，像传说中的美军上了西直门桥一样，开车一直往夕阳西下的方向摸索……当然，最后饭局地点是找到了，只是饭局早已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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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有关部门”何处找？

　　网上有个段子问：中国最难找的部门是哪个部门？答：有关部门。4月28日的《安徽日报》有篇不足80字的报道，堪称绝佳的注脚。兹将全文抄录如下：4月22日，有关媒体发表《阜阳“白宫”举报人蹊跷死亡调查》的文章后，引起了我省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近日有关部门已派员赴阜阳进行调查。 　　这包括署名在内的72个字中，先后出现了“有关媒体”，“有关方面”与“有关部门”，可谓“集‘有关’之大成”。按理说，李国福事件中的“有关部门”并不难猜测。举报人李国福是在位于监狱内部的医院死亡的，监狱的主管机关和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而具体经办李国福案的也是检察院，且民间多质疑此案系当地主要官员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为澄清事实，更高层级的检察机关理应对此展开独立调查。当然，上级纪检机关也可能介入。
　　然而，我们在有关媒体对“有关部门”的报道中，却看不到任何检察机关或纪检机关的身影。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倒是提供了另一个消息，死者家人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调查组成员与他们或代理律师接触。“有关部门”就是不来找你。你想找“有关部门”去，可“它”无名无姓，上哪找呀!现实中，类似这样的专案调查，信息多不透明或至少是公开不及时导致了受害人有冤无处诉。
　　在笔者看来，不管事件有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这四个“有关部门”都应主动履行职责。问题是，即便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看，4月28日之前，“有关部门”就已派员进行调查。而10天过去了，调查进展如何，“有关方面”依然讳莫如深。这怎能不引发新一轮的舆论？如果在“有关人士”的眼里，本文也属于“ 妖魔化阜阳”的一分子，那么请“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先行自问一下，造成民众质疑的根源究竟在“民众误读”呢，还是在“有关部门”的信息不公开？　　这包括署名在内的72个字中，先后出现了“有关媒体”，“有关方面”与“有关部门”，可谓“集‘有关’之大成”。按理说，李国福事件中的“有关部门”并不难猜测。举报人李国福是在位于监狱内部的医院死亡的，监狱的主管机关和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而具体经办李国福案的也是检察院，且民间多质疑此案系当地主要官员对举报人的打击报复，为澄清事实，更高层级的检察机关理应对此展开独立调查。当然，上级纪检机关也可能介入。
　　然而，我们在有关媒体对“有关部门”的报道中，却看不到任何检察机关或纪检机关的身影。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倒是提供了另一个消息，死者家人称，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调查组成员与他们或代理律师接触。“有关部门”就是不来找你。你想找“有关部门”去，可“它”无名无姓，上哪找呀!现实中，类似这样的专案调查，信息多不透明或至少是公开不及时导致了受害人有冤无处诉。
　　在笔者看来，不管事件有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这四个“有关部门”都应主动履行职责。问题是，即便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消息看，4月28日之前，“有关部门”就已派员进行调查。而10天过去了，调查进展如何，“有关方面”依然讳莫如深。这怎能不引发新一轮的舆论？如果在“有关人士”的眼里，本文也属于“ 妖魔化阜阳”的一分子，那么请“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先行自问一下，造成民众质疑的根源究竟在“民众误读”呢，还是在“有关部门”的信息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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