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生产兵团始建于1964年，它在初创时期曾经明文规定：初到农场的知青（包括六八年以后来到农场的知青）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探亲。但是到了七十年代，领导发现许多大龄知青成了老大难——许多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岁左右的知青，还在打光棍。原因是知青中男多女少。这个问题成了制约农垦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没有家庭的人不安心边疆建设总想着回城市。为此，兵团出台了一个解决老大难问题的政策。凡农场知青——不论男女——能从外地找到配偶的，其配偶可以调来兵团农场并转为正式农业工人。这项新政策的确使不少“老大难”受益，我的好朋友王斌就是其中之一。
王斌是来自定西专区孤儿院的孤儿，已经二十五岁，还没有女朋友呢。我曾经说过他：你是想打一辈子光棍呢，还是不安心河西建设想回你的定西呢？他听了我的话苦笑着告诉我，他刚到农建十一师十一团——原靖远五大坪农场——不久，通渭县老家的亲戚就张罗着要给他说媳妇，他告诉亲戚，农场有个三不准。而调到玉门镇饮马农场工作之后，这边的女青年看不上他。听了他的话，我同情地点头。还真是这么回事，他在定西孤儿院读过五六年书，但始终没升到小学三年级，不光是城市来的女知青看不上他，就是孤儿院来的姑娘对他也不屑一顾。他不光文化水平太低，相貌也不及——又瘦又小，对姑娘们没吸引力。
他在场部赶马车，经常给我们商店拉货，我认识他几年了，知道他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1958年，引洮工程上马，他大被生产队派往引洮工程的渭源工地劳动。这一年的六月全家人进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叫冒烟，队长叫把粮食交到公共食堂去。他大当时三十出头，是农村的积极分子，上边叫往食堂交粮，就一颗粮食也不剩地都交出去了。当时爷爷说，家里还是存下几斤吧，防备荒年。他大说，都人民公社化了，吃饭不要钱了，就要过上共产主义的日子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能闹灾荒吗？真要是天旱了，冰雹打了，国家的火车欧的一声吼，粮就拉来了，你还怕没吃的吗？粮食交到食堂，他大就上引洮工地去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年没旱没涝，人却饿肚子了：劳动力都上洮河去了，炼钢去了，粮食淌到地里了，洋芋也烂在地里，国家还要收公粮收征购粮，食堂没粮吃了，只是煮些麸皮汤汤叫大家喝，国家的返销粮不见影儿。这样的日子凑合到五九年夏季年老体弱的奶奶就饿死了。
他大也从洮河工地跑回来了。原因是民工吃的粮食供应不足了，民工们也吃不饱了，面黄肌瘦干不动活了。由于他大是跑回来的，队长还不给他大汤喝，他大就只好匀着喝家里人的那份糊糊汤。这无疑是给挨饿的一家人雪上加霜。他大回来后队里还连续批斗，炒豆子（注1）。结果他大的内脏叫人打伤了，从此一病不起，旧历九月份食堂停火的第三天就去世了。
这时家里就剩下爷爷、娘、两个妹妹和王斌自己了。接着更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他大去世后一个月，大妹妹就殁了。那时全家人吃树皮吃谷衣，填肚子。吃这些东西肚子胀得很大，排泄不下来，他和两个妹妹解手的时候，娘拿筷子一个人一个人往外掏。一天下午，娘正给他掏着呢，大妹妹说她的肚子也胀得不行了；娘说自己把（注2）去，大妹妹就去茅房了。天黑要睡觉的时候，娘说，芹芹这半天哪去了？找来找去，在茅房里找到了：大妹妹在一堆灰上趴着，已经硬硬的了。娘抱着大妹妹哭了一场，用一团豌豆草裹上抱出去撇在山沟里了。他们家乡的习俗是未成年的孩子不能起坟，要叫自然腐烂或者被动物吃掉。那时候爷爷已经外出讨饭去了。娘把大妹妹撇了之后就像是魔障了，除了挖草胡子、拾地软儿给他和小妹妹拾掇吃的，就痴呆呆坐着，经常自言自语：不得活了，咋办呢……结果又出事了。
大妹妹殁了之后半个月的一天早晨，他醒来后发现娘不见了，五岁的小妹妹也不见了。
他好奇怪，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娘还在煤油灯下给他补棉裤哩，半夜里他醒来一次，还问过娘一句：娘，你咋不睡呢？娘说了一句你睡你的，他就又睡了。
他以为娘早早儿就带着妹妹挖草胡子或者撅蕨菜秆秆去了，找吃的去了，就在炕上坐着，等娘回来。
太阳已经西斜了，娘还没回来。他等得焦急了，肚子也饥饿难忍了，就穿上鞋走到门口去看。从大门口往巷道的两头看，没有娘的影子。他又往村口走去。
在村口，他遇见了要出门拾地软儿的段家大娘。大娘问他：土宝宝，你做啥去？他没事的时候总在土堆上玩，搞得土头土脑的，人们就在他的乳名前加了个土字。他回答，段娘，你看见我娘吗？段家大娘脸上显出疑惑的神情：土宝宝，你找你娘咋哩？他说，我娘一早就出门了，不知上哪了，饭时候（注3）过了，还没回来。段家大娘说，土宝宝，你不要等了，你娘回不来了。他有点疑惑，说，我娘哪去了？咋回不来了？段家大娘说，我的娃，你娘没给你说吗？他到旁人家去了，再不回来了？你快家去吧，不要等了。他更不明白了，说，我娘到旁人家做啥去了？她咋就不家来了？段家大娘说，瓜娃子，你娘给人家当媳妇去了，再回不来了。你快家去，找你爷爷去吧。
听说娘给人家当媳妇去了，他一下子就怔住了，继而大哭了起来。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
王斌跟我述说往事的时候我问过他：以后你就进孤儿院了吗？他说没有，那时还没有孤儿院，我跟着爷爷过。我们家就剩爷爷一个大人了。爷爷还靠不住，爷爷那时候已经不在家了，他自己讨饭去了。我娘走的那天，爷爷就在外头讨饭，没在家。我爷没有走远，就在通渭县城里讨饭，过上十天八天回来一趟。回来也指望不上，全通渭都挨饿呢，他能把自己混着饿不死就不容易了。不过也有时候拿回一个两个洋芋来给我吃，住一夜第二天就又走了。我问，那你怎么过日子？回答，村里的人看我孽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吃。我娘走的那天，我回到家哭了一场，就到麦场上拾麦颗颗去了。我问他：以后你见过你娘吗？回答，见过，我娘改嫁的人家就在我们村里，有时在路上就遇到我娘。我觉得惊奇，问他：你们在街上经常遇到呀，那见面时怎么办呀，你叫娘吗？他回答叫。我问你娘什么态度？他回答，我娘看见我就叫我问我吃饭了吗，叫我到那个家去。我不去。我娘就哭。我妹子也叫我，我也不去。我妹子小，瓜着哩。我问，你怎么不去呢？他回答，我爷不叫去。我爷每次讨饭回家来都跟我说，你大没了，你娘就跟了人家，不要你了，是个没良心的人，心狠，没情没义。你见了再也不要叫娘，不认她。我觉得我爷说得对。我说，那你还叫娘呢！他说，忍不住嘛！我娘见了我就喊宝宝，我躲，她就追，追上了问，爷爷回来了没，爷爷讨上饭了没，给我吃不给。我要说爷爷没讨上饭，她就哭，就叫我去那个家。我不去，她就哭。有时候一看见我就哭，一句话没说就哭。有时候哭得我也心酸，但我不哭。我说，你应该去嘛，你去了你娘能给你点吃的。他说，我不去。我恨她，她狠心不要我了，我还到她那个家去吗？我要有志气。
我还问过王斌：你娘改嫁的那个男人家庭条件好吗？他回答，好一点，但也不怎么样，就是饿不死人呗。那男人是光棍，四十岁的样子，家里没负担，能把我娘我妹子养活了——大男人，总比妇女有办法一点儿。
我还问过王斌：你娘到你家来过吗？他回答，不来。我们农村的风俗，跟了旁人的妇女不能去原来的婆家，去了人骂哩。
我记得还问过一些问题：你娘旧历腊月改嫁，到你进孤儿院，还有两个月——通渭县成立孤儿院据我了解是到了六零年的旧历正月底二月初，这两个月的时间，你怎么活过来的？据我了解，这两个月政府没发放过一斤救济粮。
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村子里有十几个娃娃抖麦草。我们把生产队麦场上麦草、豌豆草、谷子糜子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一个亲房二叔找我来了，说榜罗公社有个儿童孤儿院，收娃娃的，我领你去，看人家收不收你。我跟着二叔去了，二叔跟人家说我大饿死了，娘改嫁了，爷外出要饭了……人家把我收下了。
王斌在榜罗公社孤儿院生活了两年。这两年中吃国家的救济粮，一天半斤。到孤儿院第二年，孤儿院给孤儿们发了课本，有老师授课，但他饿得心急，课堂上坐不住，经常跑到街上去找吃的。有时候混到粮管所给各大队和生产队发放救济粮的地方，偷着吃政府从外地调拨的红薯干，有时在街上拣别人扔掉的西瓜皮吃，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拾起来塞进嘴里嗍别人没吃净的果肉。只有过年的时候，二叔来孤儿院接他回王家岔村住两三天，和爷爷见个面，然后又回到孤儿院。两年后榜罗公社孤儿院的孤儿合并到了通渭县孤儿院，这时供应的粮食多点了，但还是吃不饱。在通渭县孤儿院一待就是三年，但他连三年级都没升上去，就因为肚子饿，没心思学习。六五年通渭孤儿院撤消，他到了定西专区孤儿院的靖远河靖坪分校，半天劳动半天上学。这时口粮增加到一月二十八斤，但仍是饿得难受。到六七年一月被农建十一师十一团招工，才吃饱了肚子。兵团农工的口粮是四十五斤。
在通渭县孤儿院，他回过一次家，也是二叔来接他去过春节的。从榜罗公社回过两次家，两次他都躲着没见娘。他从心底里就不愿意见她。两次回到家中，爷爷总是耿耿于怀地对他说，他娘坏良心了，他大去世才一个月，就把娃娃撇下走了，差点把王家搞得断了香火。他倒是没想过什么香火不香火的事，他想的是娘不管他了，他连谷衣、荞皮都吃不上了，差点饿死。他去拣麦颗子，差点叫塌下来的麦草压死。他晚上睡觉，炕是凉的冻得他睡不着觉，挨不到天亮。受的那个罪！所以这次从通渭孤儿院回到家中，他依然不愿见娘。倒是娘想见他。初一的那天，他给村子里几位从六零年的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并且当年给过他一勺汤一口谷衣炒面的老人拜年，——他已经十四岁了，知道感恩了——当他在村口的段家大娘家拜年时，段家大娘问他：你不看一下你娘吗？他果断地说不去。段家大娘说，土宝宝，你的娘可是没忘了你呀。不管哪一次说起你都淌眼泪。他对段家大娘说，她还知道淌眼泪？知道淌眼泪，那时间把我撇了！段家大娘说土宝宝，我的娃，还有儿子跟娘记仇的吗？你知道不知道你娘当年走的时候想把你也带走的事吗？是你爷和二叔不叫你娘带你的，说她把你带走，王家就没后人了。
段家大娘说着话，就打发她的小丫头说，去，把你土宝宝哥哥的娘叫来，就说我叫她的，到咱家来。土宝宝，你们娘母子就在我家里见上一面，不要叫你的爷爷知道。知道了那老汉还骂我多管闲事呢。
王斌说，不要叫，我不愿见她。但段家大娘的小姑娘已经一溜烟地跑走了。于是他站了起来说，大娘，我走了。他确实不想见娘。他知道感恩了，但他的爱憎也更分明了：他恨娘，娘抛下他到旁人家去，不仅是不爱他，也是对大的侮辱。他嫌难看！但段家大娘拉住了他的袖子说，土宝宝，你听大娘说句话：你娘昨晚上就到我家来了，她前天就知道你回家过年来了，她叫我给你传个话，她要请你哩，请你到她那达吃一顿饭去。他使劲儿挣开了段家大娘的手，大声说，不要拉，大娘你不要拉，我不见她，我也不吃她的这顿饭。我没饭吃的时候她不管我，我现在有饭吃了，她叫我吃顿饭去！我缺这顿饭吗？你告诉她，我不认识她这个娘，她早就没这个儿子了！他拉开门噔噔地走出院子，又噔噔噔地向自己家走去。
但是，他走过段家大娘的院墙，拐上去自己家的街道时，他娘已经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出现了。她娘急匆匆地朝他迎过来，他已经避不开了。他站住了，略一踌躇，便朝着身旁的一个巷道走去。他想躲开娘。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很熟悉的这个小巷道在他去通渭的两三年里被这里的人家堵上了。他走了一截，突然发现这是个死胡同。情急之下，他去敲一家人的院门，他想进到人家的院子去。然而门还没开，小脚女人奔跑时特有的那种咚咚的脚步声已经响到他身旁了。他从小就听惯的那个亲切的嗓音带着哭声说：
宝宝，我的娃，你就这么恨我吗？连见也不想见我？
他没回答。他背对着娘，继续敲门。娘继续说：
我的娃，我知道你回来了。你已经两年没回家了，我想，今年你一定要回来一趟。我等呀，等呀，把你等回来了。走，家里去，我把面都擀好了，到家里吃一顿饭去。
他仍然不说话，面对着院门，低着头。他已经听见院子里有人来开门的脚步声了。
走呀，到家里吃顿饭去呀。娘又说。
但这时那个院门哗啷一声开了。开门的是他熟悉的一个出了五服的叔叔。叔叔看见他说了一声呦，土宝宝来……而叔叔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就走进院去，把门从里边一关。他隔着门大声说：
谁稀罕你的一顿饭！
门外传来他娘呜呜咽咽的哭泣声。
……自从那次见过娘之后，王斌已经十年没回过老家了。他来到饮马农场也已经五年了。他在场部直属一连当农工，种地，浇水，收割和播种，后来又赶马车。他跟我说过，他一点也不想老家——通渭县榜罗公社王家岔村。
但是，1974年的冬闲季节，王斌请假回故乡去了一趟。临走之前，他来商店买点东西。他隔着柜台倾着身体伸长了脖颈，把嘴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能不能给我扯两套衣裳的凡尔丁！凡尔丁是这几年的时兴的化纤面料，不如毛料的华达呢贵重，价格一公尺十几元钱，但做裤子穿又结实又洒脱，还不起褶，就像是毛织面料。是农场干部们最爱穿的面料。我们商店从兵团的批发站进货时有配额的，一次才进一疋也就是三十几公尺。这一疋凡尔丁进来之后要给场部的干部们留出一多半，剩下的平均分配到几个连队，下一次再进来一疋再分到另外几个连队。一个连队一年就分上一两次三四公尺，只够两三个人做裤子的，根本就论不到连队的农工头上。现在他却要一下子买两套衣裳的！一条裤子一公尺二十公分，上衣要一公尺四五十公分，两套就是五六公尺呀！我说他，你买这么多干什么？他回答给丈人和丈母娘买的！我惊了一下：找下媳妇了？他说不是解决老大难吗？我二叔请人在老家的牛家大湾说下了个姑娘，过春节回去相亲，顺利的话，过完年就领回来。我替他高兴，便冒着被商店主任批评的风险给他扯了五点五公尺。当然，为此我克扣了下边几个连队的分配指标。
他还买了三丈平布，不知他从哪儿找来的那些布票。他说平布便宜，是给未来的媳妇家的其他成员的礼物。
过完年他领回来了一个土得掉渣的姑娘，但身材和脸蛋漂亮至极，农场里六十年代来的女知青无人可以匹敌。那姑娘才十八岁呀，刚够领结婚证的年龄。回到农场他来商店看我，还掏了一把糖给我。我也表示了对他的祝贺，说了几句鲜花插在牛粪的笑话，然后就问他：怎么把人家姑娘骗来的？他详细地跟我讲了说媳妇的过程：一到家，二叔就把媒人叫来了，媒人说，相亲要准备四百元的礼钱。四百元的礼钱拿不出来，事情就干蛋（注4）！没相（注5）！爷爷七十岁了，多次写信催他说媳妇，这次看他真的要说媳妇了，便坚决果断地说，那就拆房子，卖椽子！但他不同意，说，见完丈人再说。于是在媒人的带领下去了牛家大湾，见丈人。丈人问，你在那里工作？他回答在玉门镇。问干什么工作？回答种地。问一个月挣多少工资？回答，要说挣钱，一点情况没有，一月才二十几元，将将（注6）能吃口饭。丈人听他这样回答，说，好，好，你这个人说实话，不胡吹冒聊，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接着丈人又说；你把你的情况细讲一下。他就说，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在孤儿院长大，现在一个月挣二十几元钱，一级农工。我把你的姑娘领去，领导安排个正式农工，也就是二十几元的工资，也将将能吃个肚子。媒人说你们要四百元钱，我是办不到的，你们看这事怎么办？丈人没直接回答我，而是把脸转向媒人：这娃娃的家境不好，可怜巴巴，但为人老实，是可靠人，事情就这样办吧：我们不要他的钱，叫他把姑娘领走吧。不过这事情是要姑娘同意才成哩，叫姑娘看一下你，你也看一下姑娘。看姑娘就是吃饭的时候叫姑娘给我们上饭，姑娘就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姑娘。回到家中，媒人问我同意这门亲事吗？我说同意。媒人说，丫头同意，你也同意，这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正月十五二叔陪着他去了丈人家，把一套衣裳的凡尔丁给了姑娘；姑娘不要，给她妈了。三丈平布给了丈人，说是给丈人家一人一件衣裳的礼物。这天就把姑娘领回家了。又过了三天，就回农场来了。
王斌花了不到二百元钱娶个媳妇，我替他高兴，但有件事如骨梗喉，不吐不快——我问：你这次回家娶媳妇见你娘没有？
他回答：
把媳妇领回家里，我就跟爷爷说了，我要看一下娘去。爷爷不同意，说饿死人的年头你娘把你撇了，跟人走了，娘母子的情早就断了。你看她做甚？我跟爷说，爷，我是我娘养下的，不是石头缝里憋出来的，我娶了媳妇，不见我娘情理不通。爷不出声了。过了一天我就去我娘的家了，拿着那一块凡尔丁的料子。我临回家买了两套衣裳的料子，当时没跟你说，一套就是给我娘的。十年没见我娘了，我想了很多，娘千错万错，一件事没错，她养下了我，她就是我娘。这次回去我要认我娘。进了我娘的家，我叫了一声娘，我说我看你来了。我娘正在院旮旯里喂猪，看见了我，听见我喊她，啪哒一声，手里端的猪食盆掉在地上了。接着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接着又蹲下了。我娘哭的声音太大了，哭得站不起来，惊动了她到那家后生的娃娃；娃娃们都出来了，那个男人也出来了，站着看我；大儿子去拉我娘，说娘不要哭啦。我娘还是哭，哭着说，这是你宝宝哥，你们不认识吗？叫哥！我娘改嫁后生了两个男娃一个女娃，三个娃都叫我哥，然后就把我娘搀起来了，进了房子。在房子里，我娘的眼泪擦不干，说不出话来。那个男人就说，你娘知道你回来了，也知道你娶媳妇了，想去看你，又怕你不认。这时候我也哭了，我哭着说，娘，那时候我小，不懂事，伤了你的心了。事情全怪我，你不要哭了。娘又大哭起来，哭着说，娃娃呀，不怪你，怪娘，全怪娘呀，娘后悔了一辈子，可又没办法……我娘哭呀哭呀，哭得止不住，我也大声哭了一场。等到娘哭罢了，我也哭罢了，我跟娘说，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今天你到那边过去一下，看一下儿媳妇去。我娘去了。我娘进门没去上房，直接进了灶房。她不好意思见我爷。我爷也没出来见她；我爷的思想还转不过弯子来，不愿意见她。那时我二叔一家人和爷住在一搭，二妈正好在灶房做饭，二妈跟我娘说，大嫂子你先坐下。今天宝宝结婚，来客人哩，我顾不上你，待完客我们再说话。我娘听说待客，袖子一挽就帮着二妈做起饭来，收拾这，拾掇那。我说娘，你不要忙了，今天你是婆婆，媳妇要见你哩。说着话，我把媳妇叫来了，对她说，这是我娘。媳妇叫了声娘，就要跪下磕头，我娘拉住了，没叫磕，又哭起来。哭了一阵，她从胳膊上抹下来一个银手圈（注7），套在媳妇的手腕上说，丫头，我也没有啥给你的，这是宝宝他爸给我买下的，旧的，你戴上吧。
这一天我娘一会儿难过，一会儿高兴，在我家待了一天。晚上吃完了饭，看院子里没客人了，才回那个家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往公路上坐班车，要到通渭城里去赶长途汽车，天不亮就起床了。刚起床，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我娘进来了，手里提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我说娘，你拿鸡蛋做啥？娘说，娃娃，这是家里攒下的几个鸡蛋，你们上路吃。说着话，她又从怀里掏出来一沓子钱塞在媳妇的手里：丫头，娘穷，就这几十元钱给你，你扯件衣裳穿。钱我没叫媳妇拿，鸡蛋我收下了，我们就回来了。
1979年知青返城，我也回城了。今年，我又回到饮马农场旧地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近年来，总是想起河西走廊，想起夏季绿草如茵的原野，也想起冬季里飞沙走石尘土飞扬的戈壁滩……我想，再回去看一眼吧，老之将至，过几年可能就去不了啦。人都说这叫知青情结，就算知青情结吧。我又见到了王斌，老了，原先长的娃娃脸，现在前额上有了很深的抬头纹。身体有点发胖了，肚子往前挺着。七十年代中期，他以老大难找的媳妇也不那么水灵了，但身材还是那么好看，见了我还是那么羞涩。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他叫我到他家吃饭，喝完了一瓶饮马农场生产的饮马大曲。饮酒之际，他告诉我，1980年他回过一趟通渭，和媳妇去看丈人丈母娘，也去看了他娘。他说，那年进了娘的家，她娘擀的臊子面。他和媳妇在娘那儿住了三天，娘高兴得很。那年他的儿子五周岁了，名字叫田田。他娘抱着田田满村子转，逢人就说，看，这是我的孙娃子！名字叫田田！
那天王斌还跟我说，我去看娘，那个男人对我也热情得很，跟我喝酒。喝酒的时候，娘在一旁哄孙娃子玩，我就问娘：家里咋的个相（注8）？我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我：你那里咋个相？我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后来还回过两次老家，一次娘给那家的小儿子娶媳妇，一次是嫁姑娘。嫁姑娘的那次，我提出要把娘接到饮马农场来，想叫娘在这里养老。可那家的儿女们都反对，说你把娘接走了，人们说闲话呢，说我们不孝顺娘。没接成。
作者：杨显惠
2009-11-23
老大难(定西孤儿院纪事之二)
2009-11-18
平庸的邪恶
平庸的邪恶，说得太好了。那些让人太息的悲剧，其实往往并没有一个特定的主体来承担罪愆，真正的始作俑者就在你我身边，甚至就是你我。昨日和一位好友聊天，也聊到了一个吊诡、滑稽的现象：中国人表面上宣扬大公无私，实际上却人人争相为己，恶行不绝；西方人承认人的自私，却形成了一套完善制度，发扬光大了人性中的光辉一面。不可不谓讽刺。不由得想起了北京的交通，十字路口机动车对行人从没有相让的意思，每个人都想抢自己的道儿。而在美国，“礼让行人”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习俗，如果有行人过马路，司机一定停车。细究起来，也没有法律规定汽车必须让行人，但在我看来，中美车德差异的背后，正是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所在。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 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 ——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 “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 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 “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 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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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5
讣告中的“名人名言”
为众多奥斯卡获奖影片（《日瓦戈医生》、《阿拉伯的劳伦斯》、《人鬼情未了》）谱过曲的法国作曲大师Maurice Jarre于3月29日去世，享年84岁。他说过这么一句名言：“我的生命本身是一条长长的原声带。音乐是我的生活，音乐给我带来生命，当我离开世界音乐将使我万古长青。当我去世，最后的华尔兹将在我的大脑中响起，只有我能倾听到。”
事实上，Jarre从未说过这句既感人又煽情的话，这句话是都柏林大学学院研究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四年级本科生Shane Fitzgerald写在维基百科上的，他以此探索一下新闻记者利用互联网的情况。当听到Maurice Jarre去世的消息之后，他觉得是一次绝佳的契机，第二天新闻记者肯定会在网上找资料写讣告。为了避免伤害到逝者，他仔细斟酌了措辞，然后贴到维基百科条目下。由于没有来源，几分钟后被管理员删除，但他又迅速贴回去，反复再三，这句编造的名人名言在条目下保存了24小时，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英国《卫报》、《独立报》、BBC Music Magazine网站，以及印度和澳大利亚报纸都将其写进讣告中。
四大银行有高招
一天下午，我同学在建设银行十分无聊的上班，一个穿得很糟糕的女士(神经病患者)来到他窗口，给了他一张纸条要提款。
纸条上赫然写着“兹派XX同志于贵银行处提取人民币”。然后是l后面N多个零元，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我同学本来想报警，可看该神经病患者女子很认真的样子，想想还是打发给保安算鸟(~估计保安也是很闲)。
果然，保安对该女子说：“你这张条子想要提款，必须先到对面派出所，找所长盖一个章，他盖完章，你再来取钱就没问题啦。”
该女子想都没想，直接就向派出所走去了。(这保安还真不一般，平时有点小看他了)。
大概十多分钟，排队的顾客慢慢多起来的时候，那个女子兴高采烈的回来了，举着那个条子，说：”人家说啦，办公程序简化了，不用所长批条直接就可以取钱啦。”
我这个同学一听到这就不住的感叹：警察队伍里真有高人，一句“高调”就给打发回来了。
我这个同学和保安当时就有点傻了，营业大厅有很多人都在，怕她精神病发作起来影响正常的秩序，只好把值班主管找来了。
主管和女患者在一边聊了几句，问你取钱做什么用呀，女患者说：“取钱买面包、蛋糕、吃的、买穿的”，主管指了指不远处的地方，该女子就又高高兴兴地走了。
保安去请教“高招”，主管当时是这样对女患者说的：“我们这里是建行，只有建房子才能到这里取钱。你取钱买吃的，那肯定是粮食了，要去农行，买穿的等东西，取钱要到工商银行才行！”
我同学打心眼里佩服呀，到底是当主管的啊！
…………
过了一会儿，该女士又回来了，而且带来了农行和工行的回答：“农行的人说了，这里是农行，只有农民能取钱，我是城市人口，工行的人说了，我们这里是公行，只能公的来取，母的不行，说我是贱人，要到建行取钱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