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现代政治理念，公权机关无非是给纳税人提供社会秩序等公共产品的服务部门，纳税人（公民）评价政府等公权机关的服务价值，也无非遵循投入产出的市场核算原则：期望投入少（廉价、廉洁）产出优（公正、高效）。正是基于这样一个 “公理”，所以，我们承认中国虽与欧美等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同，但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是有许多共同点的，所以，这些年，中央与地方公权机关陆续选派了不少领导干部到国外大学进修行政管理等课程。广东等先富地方派干部到英美轮训，云南等后发省份则派干部到新加坡学习。最近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的江西新余市和浙江温州市“出国考察”团，前者考察的题目就是人力资源和政府人事管理。这些年，这种培训和考察的开销每年以千亿元人民币计，其收效看来只能说，总不会全打了水漂吧？
请看各地仍在一如既往地整顿机关作风，这方面的新闻从未断过。最近的是广东省正在搞省直机关作风网上投票：广州市的机关作风网上“三评议”结果出来了，正在为负面内容要不要公开发生争议，市委书记朱小丹在会上痛心地说：“我都不想说，有时连我下基层办事都难”。
为什么年年整顿机关作风，机关作风年年欠佳？朱小丹坦言：“广州体制改革总体落后于发展速度，这是市委的责任。未来，我们要对城市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加上国企股份制改造，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改革如何提纲契领抓“牛鼻子”，姑且不论，单是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做实了，真正朝公共财政、政务和财务信息公开的方向走，“作风”问题很可能就无所附丽了。
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机关作风好不好，取决于两条常情常理：其一，谁是“老板”，掌握进退赏罚之权，官员和公务员就会“讨好”谁。二是，权力需要制约，人是会变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接受公众监督。
对于第一点，我刚从台湾回来，参观了三县一市机关和“立法院”感受颇深。大陆游客去了就可看到，台北市政府门前除了一对石狮，根本就没有门禁，一楼大厅谁都可进，除了有秘书处市民服务组、综合服务咨询窗口，还有市民免费上网区、银行等设施；宜兰县政府办公大楼，一进门有各楼层办公室平面图、当日各室会议主题等预告，还有志愿者帮助县民指路、复印资料等。在任上的官员，比如台北县长周锡玮，我们见到他时，正在陶瓷博物馆与人联手作画，市民们在闲看；我们在酒吧和茶馆见到的“前官员”，就有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的廖先生、担任过劳工局长的郑先生等等，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的市民和文化人。他们今天所做的，也不过60多年前谢觉哉谢老在延安时期早就写过的如何当好县长那一套。
关于第二点，我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机关作风还是相当“亲民”的。我工作过的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区委大院，到80年代末都不存在“门难进”的问题：大院门口传达室值班的就是最普通的工友；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区委魏书记也没见摆过官威，李宪生同志调青山区当书记回汉口的家时也跟我们一样挤轮渡呢……如今的官员大不一样了，这不仅是经济发展有钱买公车了，而是官民关系疏离了。其中的缘由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但我以为，最根本的一条是，干部们不再怕群众算账揭发批斗了。整人的“政治运动”肯定不能再搞，而干部无所顾忌，不在乎群众的评价却绝非良治善治之道。所以，温家宝总理一再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没有全面的信息公开，没有广泛地对干部的批评自由，机关作风是不可能根本好转的。
道理就这么简单。
作者：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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