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企亏损不能仅赖“政策性降价”

　　我国人均药费支出连年增长，药企却没有赚得盆满钵满。据国家发改委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医药行业累计亏损企业1368家，行业亏损面为22.62%，累计亏损额为44.63亿元，同比增长27.37%。(3月21日《北京商报》)
　　药企亏损的主要原因，被认为与药品政策性降价有关。药品价格走低，造成一些药品利润有限。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恐怕未必。 　　正如我们亲身感受到的那样，每次药品政策性降价，结果几乎都是，降价药迅速消失或改头换面成“新药”。药企为之付出的成本，最多也就是库存——说这是药企亏损的主因，未免欠缺说服力。
　　此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在向国务院上交的《关于改革“以药养医”机制的建议》里，认为药企亏损还和“以药养医”体制有关：药品要进医院，药企要向医院和医生支付“公关费”和“回扣”。
　　这当然会带来药企成本的非正常增长，不过“以药养医”还只是停留在药企与医院、医生之间的腐败，更重要的，其实是药监的腐败。
　　这从媒体报道里可见一斑。“行贿受贿是公开的秘密，企业办任何一个批号必须拿钱，最低10万块，高的60万、80万甚至200万，而仿制外国的药品做出的‘新药’，没数百万批不下来”，“沈阳至少5家企业，GMP(良好作业规范认证)改造完毕，三四千万扔进去了，却一天都没有生产。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厂子。”(2007年3月1日《南方周末》：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8年“恩怨”)“据对第一批通过GMP认证的140家企业的调查，平均每个企业花在GMP 认证上的费用是3125万元。全国66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光花在GMP认证的费用就超过2000亿。”(2007年3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一个部门损害一个行业)
　　药监腐败在地方更是不胜枚举：近3年来，失陷于腐败案的中国地方药监局官员，人们记忆所及，便有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周航、青海省药监局注册处原副处长杨建伟、广州市药监局原局长杨卫东、辽宁省药监局原局长张树森、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以及周航的继任、浙江省药监局原局长郑尚金。
　　数字是能说明问题的。动辄几千万的非正常成本增长，药企亏损跟监管领域触目惊心的腐败不无关系。药企要创新，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现在，一是全行业的系列认证消耗了大量的资金，二是仿制药和改名换剂型的“新药”，药企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找路子，和掌控批文的官员“合作”。这中间的消耗，会增加药企多少负担。因此，掩盖巨额的监管腐败给药企造成的成本不谈，把药品政策性降价看作药企亏损的主因，是瞄错了靶子。要提高药企的利润，治理医药各链条间的腐败，其实更关键。

王攀(河南郑州　媒体评论员)

来源：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