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颇为流行一篇2005十大XX,其实“语录”也罢“笑话”也罢,都代表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大家身边发生的匪夷所思的言论,由于转帖太多,已经无从考证出处,再加上网友评论颇多,已经排名很多网站头版,特将这十大XX摘出来以供大家阅读,以下大部分来源于网友讨论,相关新闻事实来源各大门户网站:
1、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2、“众所周知,目前国际KB势力猖獗,地铁又是KB分子的重点袭击对象,所以必须加强地铁车站、月台、车厢内的反恐力度,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
----广州地铁线网听政会上,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引起代表争议,地铁总经理如是说
3、“井下点多、面广、战线长,可能有某些环节的工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按规定办,小链条断裂造成了大过错。虽然经过反复培训,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2005年11月30日,七煤公司领导宋凯成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4、“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
---国家“畅通XX”专家组组长、XX大学交通学院院长XX教授如是说-
5、“药品怎么能当馒头卖,药品价格是什么?它不是做馒头,是面粉的成本加上燃气,加上工人工资,比如说一块钱一斤的面粉做成馒头,就只能是一块二;药品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高附加值的产品,它的价值不能够仅仅与它的成本相提并论。”
----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如是说
6、 《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
----在北京两会上政协委员张惟英教授做出如是提案
7、“说句实话,官匪勾结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待遇过低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付小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8、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佘祥林案答媒体问时如是说
9、“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
10、"爆炸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水源"
--吉林石化的人如是说
1、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高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如是说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宜太高,因为交税也是公民的权利。不管一个公民交了多少税,都是“纳税人”,都为这个社会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起征点太高就剥夺了低收入者作为“纳税人”的荣誉。
其实作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任正隆的本行工作是应该率先为农民呼吁:为了你们的荣誉,请要求go-vern-ment不要减免农业税!
房子可以没有,医保可以不要,但是税不可不缴,为祖国GDP作贡献,是低收入人群享有的最后一项荣誉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8月23日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日报报道,在24日举行的常委会分组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相关热点各抒己见。
1500元的起征点是不是仍然过低?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如珍建议将工资、薪金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把重点放在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上。现在提出起征点1500元,是按城镇职工人均负担消费1143元为依据的,这是统计数,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家庭加上用于上学、治病等费用,人均负担超过1500元甚至更多。况且这个统计数是去年年底的数字,今后几年随着物价提高,支出消费也会增加,肯定会突破1143元,而我们不可能3年内再修改税收标准。所以,把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给中低收入者留几百块钱的机动,未尝不可。应该考虑到这“相当一部分”,才能体现对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减轻。
石广生委员也认为,起征点以2000—3000元为好。因为目前的广大工薪阶层,还属于低收入阶层,对他们国家就不要再征所得税了。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锋建议建立按月申报、年终清算的纳税办法。现在很多企业都实行年薪制,跟企业的效益和自身岗位的效益结合起来,这在实际纳税过程中就与纳税部门发生矛盾,或是偷税漏税。因此要尽快建立按月申报、年终清算机制。
李连宁委员则认为,要考虑到对于年薪制、不稳定的一次性收入怎么征税,包括像作家这样的职业,“十年不鸣”,好不容易写了一本书,结果一次交完了个人所得税,他10年的心血一次就没有了。
万学文委员认为,个人所得税法的软肋是在对高收入者征收这一块。对高收入者没有很硬性的措施和条款,没有具体的征收和处罚措施。能否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严厉处罚偷税漏税行为,并建立每个纳税人的专门账户。
许智宏委员说,在公民诚信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的管理更为重要,这样就把源头控制住了。当然,同时要逐步培养公民义务纳税的观念。纳税以后,还应有单据,现在纳税人都不知道纳了多少税。个人所得税法下一步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以贾志杰为代表的很多委员认为,每个月1500元的个税起征点仍然过低,应上调至1600元至1800元。理由是,现在月工资收入2000元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家庭负担最重。他们上养老下抚小,又要买房子,还要为孩子支付高昂的教育费,各种开支很多。而且物价不断上涨,扣除这些开支以后,许多家庭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保证。国务院这次把起征点提高到1500元,幅度不可谓不大,但如果能再稍微提高一些,社会的满意度会更高。
以赵地为代表的多位委员则认为,起征点应进一步调整至1800元至2000元甚至更高,以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也使调整后的起征点可以保持稳定的时间更长。石广生委员认为,起征点应调高至2000元至3000元为好。因为目前的广大工薪阶层,还属于低收入阶层,对他们国家就不要再征收所得税了。
一些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每个月1500元的起征点基本合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宜太高。亦有个别委员认为,1500元的起征点标准偏高,应适当下调。
广西钦州市教育局局长赖每代表担心,大幅调高个税起征点会减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收入。在目前转移支付制度存有缺陷的情况下,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go -vern-ment对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他以钦州市为例,当地已免征农业税和特产税,这已经减少了一大块财政收入,调高个税起征点势必又减少一块财政收入。而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额度不能完全到位,县级以下go-vern-ment财政相当困难。
钦州市有3万名教师,其中20%左右每个月的收入在240元左右。“如果减少了财政收入,恐怕连这点钱都发不下来。”赖每代表说。
以路明和丛斌为代表的一些委员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一刀切的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建议中央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给予一个税额的浮动区域。
个税起征点从800元上调至1500元,是此次个税法修正案的最大亮点,也是顺应民意与经济发展形势的必然产物。但1500元是否已经体现了足够的公平,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答案。
2、“众所周知,目前国际KB势力猖獗,地铁又是KB分子的重点袭击对象,所以必须加强地铁车站、月台、车厢内的反恐力度,地铁员工的力量毕竟有限,而地铁公司又希望每趟列车在碰到任何情况时都有人能够及时地指导救援,那么这些地铁家属就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地铁义务安全员的重要职责。”
----广州地铁线网听政会上,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引起代表争议,地铁总经理如是说
从2005年12月16日零时起,实行了9年之久的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坐地铁免费的政策已正式取消。
在2005年12月12日举行的广州地铁线网听政会上,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引起代表争议,地铁总经理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其后又解释是“员工福利”。地铁公司一时备受质疑。
2005年12月16日下午1时,刚回到各自岗位的地铁员工便接到通知:从今日零时起,员工家属坐地铁免费的政策将正式取消,以后所有员工的家属乘坐地铁时必须正常购票,希望员工们理解。
“这是我们的福利,为什么要取消?比起电信、电力等部门,我们的福利算是最少了”,“是啊,我们为广州地铁的建设倾尽全力,为什么这点福利也不能享受?”
“谁叫我们是公共事业?”像投下一枚石子,平静的湖面打破了。大家议论纷纷,有反对,有默许,众说纷纭。不过,无论是反对和支持,地铁公司最终已经作出了决定。
据悉,从1997年实行至今,外界传闻有1.8万名地铁员工家属享受地铁免票,据广州地铁公司自己证实实际上只有2000多名,并非象外界传闻那么多,并且地铁公司有明确规定,地铁员工每人只能有两名直系亲属可以免票搭乘,且这两名亲属只能是配偶和子(女)。员工子女即使是双胞胎,也只能给一人享受。到了 18岁或者读大学以后也不能免票。
石小姐是一名地铁员工家属。她于2003年底嫁给地铁公司员工,享受了刚好两年的员工家属免票优惠。她告诉记者,这两年来,她使用免费票费用大约在1000元左右。结婚后,石小姐与先生住在广州荔湾区东堤。由于上班在广州大道,她都是乘公交车去,因为坐地铁要两头走还要换乘,耗时费力不划算。一般周末、黄金周逛天河城才坐地铁,按最大量计算,这两年来,她使用地铁免费票的费用最多不超过1000元。她表示,地铁员工的家属中,像她这样的现象很多。在出行上,成本虽然会考虑,但最先考虑的是便捷。
拥有地铁免费票的严嘉汉是全市10多名乘客监督员之一,他是地铁线网票价的听证乘客代表。他表示,很早就知道地铁公司有规定,正式员工每人有两名直系亲属可以免票乘搭地铁,“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者夫妻都是地铁员工的就无法享受这个优惠了,实际上应该只有几千名家属享受这个优惠,有代表提出的18000人免票说法是太夸张。”他认为,员工家属免票的做法不只存在于地铁,铁路系统、航空系统也有这种情况,“这算是对员工福利的正常补贴,其实也无可厚非。”
广州市人大代表陈雪是地铁线网票价的听证代表之一。前天接受记者采访时,陈雪认为地铁公司以这样的形式给予员工福利是不妥当的。“从法律法规的角度来看,首先是税的问题,企业给予员工福利,企业和员工都要按规定交税。地铁公司给予员工家属的这种福利,既不交税,又没有计入成本,显然不合法。”陈雪认为,要么地铁公司停止这种做法,要么就使其合法化。
这使我想起2005年广东省财政厅所做的部门预算某省级幼儿园年度拨款1470万?曾经引起很多人大代表不满,甚至有代表说出言论“我们可以养公务员,但是我们不养公务员的孩子和孙子”
与2005年相比,2006年广东省财政厅所做的部门预算更为详尽,由115个部门细化到120个,且提前两天发到代表手上。但有代表提出,预算草案中仍存在一些令人不能理解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今年go-vern-ment对前文的某省级幼儿园的拨款反而有所增加,为1500万元。机关幼儿园不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用大量财政资金使少数人受益,不合理。惠州代表团曾庆全代表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对机关幼儿园的拨款令财政负担加重。他说:“一个幼儿园就上千万,比一所中学还多,太增加财政负担了,对于这些机关幼儿园,该社会化就要社会化,该改制就要改制。”
政府的一大功能就是为大众提供公共品,但go-vern-ment并不是一个赢利机构,其一分一毫都来自纳税人,因此如何合理地科学地支配纳税人的钱,尤其值得关注。
其实就我们老百姓看来能把这个预算放到桌面上来已经是go-vern-ment很大的“进步”了,我们还有多少地方的财政预算只局限于各部门、局才能了解,老百姓不知道缴的税到底去向了哪里,是在那些领导们的屁股底下还是在五星酒店的歌城里还是在金碧辉煌的go-vern-ment办公大厅里,所以我说广东的人大代表们你们知足吧!广东的乘坐地铁的市民们。你们幸福吧,我都羡慕死你们了!!
3、“井下点多、面广、战线长,可能有某些环节的工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按规定办,小链条断裂造成了大过错。虽然经过反复培训,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2005年11月30日,七煤公司领导宋凯成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171人遇难
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东风煤矿是一个六证齐全的国有大矿,并且它所在的七煤公司历史安全欠账已基本补齐,国家前后为此专门投入了6000万元,为什么还是出了事?听到这个问题时,在场的3位七煤公司领导沉默了大约半分钟之久,最后还是宋凯成发了言。他把原因主要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采煤是高危行业,容易出事故。”宋凯成说,“井下点多、面广、战线长,可能有某些环节的工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按规定办,小链条断裂造成了大过错。虽然经过反复培训,劳动者的素质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
看到我们这个矿难领导如此解释,我感到心里一阵阵寒意传来,难道是我们矿工的素质差很远吗。
在七台河“11•27”事故抢险救灾指挥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黑龙江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井下实际人数与上报人数相差较大,是由于东风煤矿劳动组织管理极其混乱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连下工的具体人数都不清楚,还谈什么管理安全?
生还矿工吴杰说,事故发生后,他打开随身携带的井下自救器,却不好使,感觉不通气。他说:“平时没事自救器都是密封着的,外面贴着封条,出了事打开以后,才知道这玩意是坏的。”生还的井下瓦斯检测员张顺利说:“我打开发现里边已经没有氧了。罩在嘴上以后,无论怎么转动开关,也不供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们根本就没有把矿工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如果平时深深爱着矿工,这些设备怎能不好用?
生还的张顺利还说,井下应付领导、应付检查的事太多了。有很多事都是心照不宣的,检查人员说你有问题,给他个手套,手套里装点‘东西’就完事了。” 瓦检员王运和则讲了一些瓦斯检测方面的实际情况。他说:“我们瓦检每天都有详细记录,瓦斯浓度、通风情况都记,但有一样不记录:上面违章指挥的事不让我们写。比如有时瓦斯量超标了,上头还命令井下生产,这我们不能记。有时为了不让有关方面发现井下真实状况,我们甚至得把瓦斯监测探头堵上。”而就这样的企业还六证齐全,是个明星矿,除了上边检查问题外,跟我们这些领导工作粗糙,实干素质低劣有很大关系,其实,越是不能实干了,就越在假造上显示出聪明来了,这几乎是一个客观规律了。
铁证如山,就是你们的素质低劣,渎职行为,才造成了今天矿工的灾难,你们竟然还如此麻木的抱怨工人素质低劣,良心何在?
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竟然发表了一些言论:
没法避免!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为什么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发展过程中的牺牲是不可免的。你希望没一点牺牲,是很不切实际的想法。
是的,何院士说的没错,发展过程中是要有人作出牺牲。但何院士你能选定哪一些中国公民该去牺牲吗?
4、“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
---国家“畅通XX”专家组组长、XX大学交通学院院长XX教授如是说-
国内一家搞环境研究的权威机构经过一番调查与研究后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不是由汽车造成的,而是由自行车造成的。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这是国内某知名大学交通学院院长2003年发布的研究成果。直到 2005年,一些媒体忽然发现,这项研究是由一家汽车厂商赞助的。于是大家哗然,不知道教授本人看了这个结论当时是何感想?
这些曾经的“研究发现”现在读来,仿佛象儿时的一部动画片的名字“天书”。
我不想讨论这些专家们的收入,给富人带言没什么丢脸,只要你是公正的,因为市场经济允许有不同的薪酬,同一件事物允许有不同的价值体现,只是你不要拿着全体纳税人的钱某个利益集团代言,或者说拿了某个集团的钱就可以胡说八道。
最近,经济学家刘吉在《英才》杂志上著文说:“严格科学地调查经济学家公信力的公众对象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的”。尽管经济学家已这样严正声明了,但当我把他们的一些经典语录念给我周围的人听时,他们还是不避“阿猫阿狗”的嫌疑,纷纷点评起来,不是调查胜似调查,一点也不亚于厉以宁教授号召经济学家要顶住的互联网的热闹。
5、“药品怎么能当馒头卖,药品价格是什么?它不是做馒头,是面粉的成本加上燃气,加上工人工资,比如说一块钱一斤的面粉做成馒头,就只能是一块二;药品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高附加值的产品,它的价值不能够仅仅与它的成本相提并论。”
----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如是说
药贵不能怪制药商,应该怨你没钱来买我的高价药。你吃不起药活该倒霉,反正我生产的药就是高价卖,你可以选择不吃我的药!
陶朝辉的大论显然不堪一击,他认为“药品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高附加值的产品”,即便这种属实,难道这种风险就该让消费者埋单不成?其实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的话那我想说:好,我买你的药,我既然承担了你的风险是不是我也应该享受应得的利益,你给我你的收益分成吧!好象还没有一家医药公司肯给买药的患者分红吧!
更可气的是其同一战壕里的兄弟———吉林修正药业的副经理李宗民对陶的观点表示支持,理由是“新药刚刚投放市场,它花费了企业大量的研发费用”。如今普药翻新的伎俩正大行其道,一些普药换脱一个马甲或者穿一个马甲,价格便急速地蹿升。如此一本万利,哪来的什么研发费用?
其实毕竟他们也有说话的权利。我们只是诧异他们为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拂逆民意,不惜顶着唾沫与老百姓“叫板”。联系到地产大鳄任志强,日前毫不隐讳地坚持“房地产就应该有暴利”,这不能不使人忧虑和警惕。因为,从他们理直气壮的态度看,他们丝毫不认为“馒头论”和“暴利论”有不妥之处,似乎果真真理在握,其潜台词暴露无疑:“我的地盘我做主”。
日前,国家拟推行药品须明码标价,许多药企不是百般辩解而横加阻挠吗?关键是他们标价的药品一旦透明化将会对他们寄生的肥肉—医院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在药店标价几块的药在医院里可以开到二三十块,为什么医院有的药在药店里却难觅其踪。大家都不是瞎子。
2006 年1月7日,卫生部召开2006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推进城市医疗体制改革成为今年十大卫生工作要点之一。卫生部提出,各地市应选择部分公立综合医院,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主要为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及老人、儿童服务。对平价医院实行预算式全额管理,收入上缴,支出由go-vern-ment核拨。
新一轮医改将拉开帷幕,其中,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成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并非这次医改的首创,之前不少地方已推出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或平价门诊,只是出于自发的或市场竞争之需。老百姓对此类的平价医院与病房、门诊是怎么看的呢?据12月2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日前,广东省肇庆市端州人民医院和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连开设了便民平价门诊。据悉,这些便民门诊称,诊断感冒每次药费不超过10元,其他普通疾病药费不超过30 元。由于费用低廉,它们引来了广大市民的热捧,但也有市民质疑:“医院说还有一些病需要转移去其他门诊,有什么标准吗?是否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在利用平 价门诊做宣传?”
这次由卫生部提出的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与之前的有所差别。一是服务对象上有所针对;二是实行预算式全额管理。尤其是后者将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回归公益性,剥去商业化、营利性“外衣”,将有效地预防“挂羊头卖狗肉”的动机。这下好了,看病,请进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看病难、看病贵”一下子解决了?恐怕是高兴得太早了。岂不说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的数量与布局是否能满足看病需求,即使数量与布局完全达到了要求,平价医院依然面临着监管难与进药贵的困境。
现行的医疗管理体制决定了go-vern- ment主管部门与医院间的“上下级”关系,在监督上,下不了手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会结成 “利益链”,合谋赢利。最近所发生的“新闻”——撤消了医院院长之职,还保留着卫生局副局长之位;医院“反哺”go-vern-ment……平价医院会不会一诞生就进入go-vern-ment主管部门投置的“襁褓”里?尤其是“收入上缴,支出由go-vern-ment核拨”的体制下,“反哺”的重任可谓不轻。有人早就建议,建立一个与任何医院都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的医疗服务监管体系。
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研究人员的报告认为,中国卫生资源总量已超过现有经济发展水平,需调控好过剩卫生资源”(《新京报》1月6日)的新闻,对“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作出了全新的分析:医疗技术水平低、卫生资源中公共投入不足以及医疗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都不是根源。因为有13%患者不采取治疗措施、中国医生门急诊人次较低、中国医院床位利用率低等理由若干。
中国的医疗资源的确是完全充足的,只不过却是广大群众消费不起的!用屁股思考都看得明白:如果不是看病贵,人都不敢看病,卫生资源会过剩吗?医疗设施是不怎么缺,关键的是广大群众缺钱。最终的问题,兜兜转转又得回到医疗费用过高上来。
老百姓的愿望只是降低药价、减少医疗支出费用,并没有痴想让医院变成大家的福利院,这样简单的要求怎么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遥不可及呢!
6、 《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
----在北京两会上政协委员张惟英教授做出如是提案
2005年的北京“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一案成名”
在“两会”上,张惟英教授提出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建议摸清北京市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规范人口流动。
张惟英教授提出:“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北京发展不需要低素质的人,把他们都拒之门外,从此,垃圾要自己倒了,马路要自己扫了,楼房要自己盖了,北京的城市环境全国第一,人民的教育水平统统赶英超美了。其实还应该建立人口准出制度,把北京土生土长的低素质的人清扫出门,这样就可以实现全球第一高素质都市了!
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中国改革二十年来的重要成果,这一提案等于让历史开了一个倒车,难怪乎此议案会遭致如此结局
北京市现在人口已经超过1500万,瞬时人口接近极限人口数字1800万,如何控制城市人口增长,成为北京市go-vern-ment一大难题。而张惟英提出按照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实际上等于“精英准入”,一时网络上骂声四起,压力之大,让张惟英感慨“生活被打乱了”。
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评论:原籍江苏、曾经在东北插队落户的张惟英教授“是凭着自己身强力壮挤上公交车后就要求司机关门,而不管身后没有上车的人……
对于来自网络和媒体的批评,张惟英颇感意外和委屈,她说:“我所说的‘准入’其实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其中包括工作绿卡、经济调控等多个手段,准入其实不是绝对的排斥,只是想对希望来京长期居住的人有一定的控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顺应了当时国家对劳动力、消费品等实行计划分配和严格控制城镇人口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城乡的社会稳定。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正日益显现——
首先,实行户口二元管理结构,人为分割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既不合理,也不科学。
其次,户口迁移限制太死。
第三,户口登记不够严密,出生不报、死亡不销以及户口变更、更正不及时等问题十分突出。
第四,户籍管理制度在一些地区仍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户口审批制度不严格,政出多门、多头审批。
最近北京的人口政策其实已经放开很多了,但是驱动go-vern-ment“有形之手”松动的是利益集团“无形的手”。对于房地产开发商和汽车商来说,对外来人口的消费限制无疑阻塞了自己的财路。在这种情况下,“开放”就成了各方面众望所归的努力方向。
有人指出,这就是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潜规则。
另外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例子是,深圳市于2004年6月29日作出决定,将该市尚存的27万农民在10月31日前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原集体所有土地收归国有,从而深圳将成为中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深圳的做法并不值得欢呼!”一位土地问题专家对记者说,在他看来,这是以解决户口问题对农民土地的变相剥夺,“过去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利用‘剪刀差’剥夺农民的产品,现在倒好,利用户籍改革,把农民最后的生存基础也剥夺了。”
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撰文指出:户籍制度在建立之初并不一定是一项歧视制度,只是实施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手段之一,是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发挥过一定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初,生活品短缺的问题解决了,但公共品短缺的问题却更加凸现。因此,户口的含金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更重了。
到20 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各种资源向特大城市的聚集,小城镇(市)的公共资源相对枯竭,小城镇(市)户口的含金量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小城镇的户口几乎不值钱了。而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市民的福利待遇,依然远远高于周边城市和乡村的公民待遇。因此,这些城市的户口不仅没有因为“开放户口” 的呼声高涨而取消,相反,这些城市的户口制度成为一部分人(城里人)排斥另一部分人(城外人)的“电网”。
中国人民公共安全专家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户籍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利益,比如就业、补贴、社会保障等,如果户籍背后这最关键的几项都不存在了,那么户籍的含金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北京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把"城市"放在第一位,而把"中心"放在第二位?显而易见,这个城市不存在啦,这"中心"还在吗!还可以说,北京不仅仅是13亿国民长期向往的地方,也是各国友好人士敬仰的世界历史名城。可想而知,长期在北京居住的人,肯定会付出比在其他城市更高的各种代价。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承受北京高额的生活成本,选择离开,也不失为一个对自己和北京都好的选择。不然,这个人在北京一定生活得太累。城市生活本身,需要相应的生活能力,以及生活素质。这是一种非强制的、天然的城市进入门槛。该委员"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其内涵显然是讲,人口流入城市的城市化运动,应该是一个有序的、渐进的过程,需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同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学发展观。但表述上缺乏了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就是,摆在第一位的不应是"建立人口准入制度",似乎这个"第一位"充满了一种"歧视" 的色彩,总让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行政强制措施。实际上,该建议的表述应该突出的是建议本身所内涵的科学发展观。
人们已看到现实生活中违反自然规律城市化过快的现象
我们现实的城市生活里,对人们经济能力的要求很高。按照一般的自然规律,当人们在城市生活很累,或者无法在城市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离开这个城市。可是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自然规律理性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人说,这些人宁可成为乞丐、流浪汉或者盗贼,也不愿意离开城市。还有人说,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固然会给城市带来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有效地利用和控制一样重要。控制利用好了,合理流动起来,自然将化解城市的压力。北京政协张惟英委员正是看到了这种城市化过快的现象,并及时向有关go-vern-ment部门提出了她的建议。
张教授说,她说的“人口准入”的含义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控制北京人口增长。“可能是我写提案时没有注意措辞,才引起了别人的误会”。
日前,王岐山表示,人口控制管理手段主要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由于过去主要使用的行政手段—————户籍管理的作用已不大,而暂住证目前也没有强制执行了,go-vern-ment正在研究新的行政手段。至于经济手段,对于低收入人群而言,似乎也不灵验,还需要思考新的方式。
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惟英教授表示,“‘人口准入’只是我去年提交的5个提案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我的重点提案。也许是今年公开了去年政协委员的提案。这个提案才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7、“说句实话,官匪勾结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待遇过低了!”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付小华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成铁公共安全专家局成都车站派出所部分pol.ice被依法查处
2005-05,人民网、新华网等多家网站刊发了一条惊人消息:成铁公共安全专家局成都公共安全专家处成都车站派出所的四五十名pol.ice由于与站内小偷勾结谋取不义之财,正在被铁路公共安全专家机关依法查处。
另有知情者告诉记者,已有十多名涉嫌参与勾结的pol.ice被逮捕,另有三四十名涉嫌pol.ice被隔离审查。据有关人员介绍,成都火车站派出所有公共安全专家干警约150人,此次被查处的pol.ice占了该派出所全部pol.ice总数的三分之一。
据了解,负责成都火车北站地区安全的成都铁路公共安全专家处,干警有1500名左右,其中成都车站派出所约有150名pol.ice(现在只有90余名),执法范围主要是火车站售票厅、候车大厅等地界。
据介绍,成都火车站内长期行窃的扒手大多属于“仁寿帮”、“遂宁帮”、“宜宾帮”等“成建制团伙”,其内部分工明确,甚至进站作案时间段也划分得十分严格。
“小偷如果要进入候车大厅行窃,必须要给在该段执勤的铁路pol.ice交纳数百元不等的‘入场费’。交费之后,小偷即可在候车大厅内自由活动,随意发挥自己的‘钳工’技术。如果被旅客发现、逮了现行,小偷也一点不担心。收了‘入场费’的pol.ice,自然会想各种办法保护他。往往是当着当事人的面,将该小偷抓回派出所讯问。一旦旅客上车一走,小偷就被放出来,并再次到‘买下’的场所去行窃。”
一位地方pol.ice告诉记者,他和同事曾抓获了几名所谓“遂宁帮”的成员,但由于没人报案,相关证据也不足,只好放了。“后来,我们经常发现这几个人在候车大厅内流窜,我们一直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猖狂。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有铁路pol.ice‘罩’着他们。”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成都车站派出所属成都铁路公共安全专家机关的基层单位,每天面对大批旅客进出,承担的任务可谓相当繁重,而民警的正常月薪不过2000元左右,但还有相当一些人员千方百计靠走领导门路,甚至靠钱财贿赂寻求进入该派出所。
知情人士透露:“其实原因很简单,在车站派出所,可以捞取大把不义之财。”据介绍,该派出所的个别pol.ice家产甚至高达上百万元,而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小偷们每月的贡献。“有的pol.ice甚至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
2005年2月19日,铁道部四名特派员以督察打击成都票串串为由,专程从北京悄悄抵达成都铁路公共安全专家处。警方人士透露,这四名所谓“打票专家”,实际上是乔装了的铁道部专案组成员!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全力调查铁路派出所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很快,派出所部分pol.ice与小偷勾结的事实被查证清楚,特派员立即将查实的pol.ice进行拘留,随后将这部分pol.ice带往重庆作进一步调查。
据介绍,铁道部之所以会很快突然派出4名专员秘赴成都处理此事,是因为此前有一名北京官员在成火车北站派出所亲身经历的一段“奇遇”。但由于目前谁都无法从办案的警方或检方得到证实,这段“奇遇”有很多版本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成铁公共安全专家成都车站派出所的确存在“警匪勾结”的问题。据介绍,目前成都铁路公共安全专家机关正在对案件进行严肃查处,有的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已经有7人被正式逮捕,有6人被刑拘审查,此外还有二三十人接受隔离审查。
8、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难道不是司法公正的体现吗?
----高法副院长万鄂湘日前在就佘祥林案答媒体问时如是说
佘祥林被宣告无罪了,这个名字将会被中国法制史记载。
京山青年佘祥林冤狱达11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冤情大白于天下,群众在惊愕的同时,庆幸的是无辜者佘祥林没有被冤杀。
1994 年4月11日,京山县雁门口镇吕冲村水库发现一具无名女尸。办案民警赶到现场后,经过排查,认为死者为张在玉,怀疑其丈夫佘祥林有故意杀人嫌疑,并在次后对佘祥林进行了讯问。佘承认自己杀害了妻子张在玉,并先后交待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1994年4月22日,京山县公共安全专家局以佘祥林涉嫌故意杀人将其刑事拘留,4月28日京山县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8月28日原荆州地区检察分院以佘祥林犯故意杀人罪对佘祥林提起公诉,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 10月13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佘祥林杀害其妻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省高院刑一庭组成合议庭审理认为,该案起诉和原判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主持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副院长认为:“一审法院按被告人的第四种(口供)认定,没有证据。”参加讨论的各审判委员会委员仔细听取汇报后,一致认为此案疑点重重。出席会议的审委会成员列举了本案存在的5个疑点,在各自发表的意见中详细列举了本案的矛盾及不能认定的理由,并根据疑点明确提出了不排除“死者”自行出走或随他人出走的可能,决定将此案发还一审法院重审。
省高院二审期间,承受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死者”的亲属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省高院不为“民愤”所左右,于1995年1月10日作出(1995)鄂刑一终字第20号刑事裁定,坚决撤销一审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避。
2005 年3月28日,42岁的湖北妇女张在玉从山东回到了老家———尽管在11年前,她已被当地法院判定因遭丈夫的杀害而“去世”。而此时,她的丈夫佘祥林,已在牢狱中度过了11年的漫长岁月。11年后,关键人物张在玉“死而复生”,蒙冤入狱的佘祥林11年后终于沉冤得雪
佘祥林蒙冤11年,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不由的让我想起河北省的一个名字----聂树斌,不同的是,一个早已冤死,一个毕竟还活着。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然而,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一个“一致认为疑点重重”的案件,却并没被“无罪推定”,而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使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蒙冤入狱11年。对此,无论公共安全专家机关还是审判机关都难辞其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公众要求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呼声中,有人却把过失说成是功劳,并说是“维护了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在湖北省高院看来,正是由于他们“严把死刑案件复核关,坚决顶住压力,不为舆论所左右,撤销一审判决”,才避免了无辜者被冤杀”。如果没有这种“经验”,佘祥林可能早就变成另一个河北的聂树斌了,而现在只不过是坐了11年牢而已———你佘祥林还不应为此感激涕零?
这样的逻辑让人是让人哭还是让人学习。也许佘祥林真得庆幸这种所谓的“经验”让自己保全了性命,不过这也同样只能是一种沉重的庆幸。但愿对他来说,正义和人权不再是牢狱中最大的人生希望,11年的牢狱之灾也只是象做了一场噩梦。
明明是当事人无罪却被11年铁窗关押,明明当是“假定有罪”、“定而后审”等司法陋病,如何能把“没有冤死”来当成一份经验?后来所谓的“纠正的司法公正”,更是激起了极大的民愤,网络上的留言纷纷嘲笑,如果说这也是司法的公正,那“死而复生”的张在玉便算是代表了我们的司法。所以虽然发言者是最高法的副院长,但我们仍然有理由推定,万副院长的个人见识也只能是代表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不了最高法在佘祥林冤案上的反思。
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说,都不能将佘祥林沉冤得雪归功于我们的司法公正。而实际上是关键人物张在玉的“死而复生”救了佘祥林。但绝不是司法的公正救了佘祥林,我们的“司法公正”并没有主动去寻找张在玉,甚至还将证明张在玉未死的村民倪乐平关押了3个月,将四处寻找张在玉在世证据的佘母关押9个月……。
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佘祥林“这个案件从错的又纠成正的”,体现的反倒正是我们司法公正的欠缺。当年种种证据不足、迹象可疑之下,我们的司法体系不能敦促办案人员去了解事实、追寻真相,相反却纵容“假定有罪”进行严刑逼供,显见司法公正迷失。此后时间推演、事态荒芜,案件的疑谜之处未消而侦查核实的手段进步,我们的司法体系也未见悲天悯人地重新提审案件,又何言纠正的司法公正存在?只有当“假定无罪”、“疑罪即无”、“体系公正”等等司法原则落到实处,司法体系才算是拥有了自我的公正能力。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固然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这些尊重人权的司法原理,但距离真正地落到实处、受到保证尚有距离。而具体到佘祥林的绝处逢生,则显然已经是无罪的如山铁证显现,而并非是因为有某种司法自查自纠机制发力。
无论怎样的事后纠正,其实都不能弥补回原来的公正。时间无法倒流,再怎样的“最后纠正的结果”显然都不能弥补一个人被冤枉甚至是冤杀的不公,而佘祥林虽幸未被冤死,但大好年轻之际被高墙围困11年,精神上受到极度创伤,又岂是一句“你现在无罪了”可以讨回公正的?所以法治之下设有国家赔偿和责任追究,而佘祥林能否申请到合情合理的赔偿金、当年铸就冤案的司法责任人会得到怎样的法律惩处,目前并不知晓。即便从这个角度来讲,论及纠正的司法公正目前已经得到体现,难道不是言之过早吗?遑论还有上述因为替佘祥林作证申冤而遭关押、打击的亲人和村民,与佘祥林被冤是一样的不公。
弗兰西斯•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要使人民群众‘告状有门,冤情能申’
9、“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如是说
2005年11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而在其后,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经济学家仅两人。
稍微看看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学家的高论,就不难理解公众对他们的不屑了。
经济学家的语录一般是比较经典的,但是他们也会对自己的语录做解释,会把那些语录放到地球经济的总历程或者论小康概念的进步等我等不知所云的环境中做出N种解释,现在摘录其中比较明显的我等能有一点理解的语录以肆大家作为酒足饭饱的闲谈阔论,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到底有多少人的享乐是建立在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身上的?有我吗?有你吗?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看着苍老的父母用颤抖的手捧出积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为我在都市中购买的房子,我无言以对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教师已经开始被划为高收入者,面对莘莘学子,面对用全村人集资送来的学生,不知道他们的别墅可还大否,不知他们的轿车可还中意否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这人要在以前肯定是反革命,国家都说房价过热要降温,他还在那里扇风点火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看来要等到工人农民兄弟门都揭竿而起,动乱的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不否认中国人的仇富心理,因为“经济学家年收入10万,生活清贫”,可在中国还有广大农民和贫困人口70年也收入不到10万元
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 ----有本事你让go-vern-ment把首钢再搬北京回来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社会倒退了吗?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 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国有资产多条1、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2、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3、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昨天隔壁二傻神秘的对我说有一个人要把对面老水泥厂卖给他,才十块钱,他问我买不买,我说等等看,或许明天那人就倒贴咱二十块钱呢!
Communist主义已经走过了,建国后30年就是Communist主义。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允许私有制的存在,而现在就是这样,所以,“Communist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私有化道路必走不可-----妈的,我们都被马克思忽悠了
下岗又有什么可怕呢?50年代的至少分子还不照样上山下乡,他年轻的时候还不照样服务农村大队,再说那个人家发达国家失业还是大的问题,我们国家还处在中等发达水平,下岗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现在工人们却的就是创业的勇气和观念。农村的天地最广大,可以下到农村之中,租田地搞农业生产,解放农民需要下岗工人一起努力,这也是一条道路。----农民都跑到城市里来了,来吧工人弟兄们,让我们到农民的后方去,那里是我们的广阔天地,我们要去解放农村,去做“企业化的农民”!
应将属于go-vern-ment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还有,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go-vern-ment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好啊,我们将会平均的分配国有资产,那以前的人民币作废吗?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看来还是要腐败和贿赂的,你看经济学家都说了!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你看原来受贿也是有理由的呀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go-vern-ment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我怎么也看不懂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go-vern-ment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party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 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go-vern-ment、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乖乖,看来还有我等网虫的责任啊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混沌理论的杰出代表,连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会影响几个月后的天气,你要是失败了我们银河系就该爆发离子风暴了
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看来央视以后新闻里不要报道什么外汇储备了,我们泱泱大国哪里用那个东西,多发行点钞票就行了,以后和外国结算也必须用人民币,他要不同意咱就不跟他做生意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竟然还有这种败类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和这种人认识就是耻辱
10、"爆炸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不会污染水源"
--吉林石化的人如是说
2005年11月13日,位于松花江上游的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当时的报道援引有关人士的话称,“爆炸产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不会污染到水源”。
一下联想起家里的煤气,燃烧时候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心里一阵释然,哦,原来没什么事情,爆炸不比燃烧的充分吗,不就是相当于自己家煤气罐爆炸了吗!
事实是:
爆炸后泄漏的化学物品在松花江中形成了长达数公里的污染带,导致中下游的哈尔滨市不得已停水4天。
1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发布公告称:事故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吉化应负主责。随后,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
2005年12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委托俄联邦国家紧急状况部部长绍伊古将飞抵哈巴罗夫斯克视察后,在莫斯科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排除在哈巴罗夫斯克实行紧急状况制度、全市停水3天的可能,为此各企业和机构必须做好储水工作。阿穆尔河岸附近居民已经疏散。
更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吉林市有关部门刚刚获得了某国际组织评选的“最适合开办工厂城市”的称号。
蓄水,抢购矿泉水、纯净水。原价1元的矿泉水升值到4元,原价4元的大桶装纯净水卖到20元……哈尔滨街头的水已经块比油贵了
因为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致使松花江水源遭到污染,黑龙江哈尔滨市go-vern-ment去年12月21日发出通告:全市停水,期限4天。但官方的表态并没有阻挡住流言的散播。
12月21日傍晚,哈市的移动电话、小灵通开始无法通话或通话不畅。当地网络客服的解释是:“由于通话量暴涨,系统承受不了,造成通讯线路的阻塞。”
一种传闻开始甚嚣尘上:“哈市将在25日和26日发生5到6级地震!”
22日,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公开澄清:虽然7月25日大庆林甸发生地震,但该省包括哈市在内的其他城市短期内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哈市的停水不是因为地震。
但是,哈尔滨在面对市民时还是撒了谎:12月21日傍晚,编号为哈政法字 [2005]25号的关于哈市市区临时停水的第一个公告出台说,停水是因为“全面检修供水管网设施。”
“室外零度冰冻的天气,如何维修管道?”对于官方说法,大部分市民嗤之以鼻。
或许意识到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仅6个小时后,哈尔滨市go-vern-ment于次日凌晨发布了第二个停水公告,声称停水是因吉化公司爆炸事故。
在打了自己一个响亮耳光之后,哈市go-vern-ment相关救灾工作开始行动起来。黑龙江和哈尔滨市颠倒180度的做法,再次印证了SARS来临时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教训:当城市危机发生时,让公众获得知情权,其效果远远好于让公众“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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